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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间简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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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四川出差的朋友青州,2008年5月12日被一座四层小楼压在了身底下。在他明白遭遇了地震之前,他以为房间摇晃是因为自己喝多了,中午一顿喝了一斤半,事成了,这酒喝得值。然后他觉得自己醉倒了,身体倾斜着歪下去,动作迟缓如同慢镜头,不像后来传闻那样,咔嚓一下世界在瞬间就变了。醒来之前我朋友青州最后的意识是,这酒真厉害,一个人倒下去全世界都跟着噼里啪啦响,没喝过这样的酒。在他长达十年的营销史中,喝过的各种酒不下千种,白酒、红酒、黄酒、黑米酒、绿颜色的果酒,国产的、进口的,名牌的、小作坊的散酒、自己酿制的私房酒,醉过很多次,喝出脂肪肝、酒精肝和十二指肠溃疡,胃小出血数十次,大出血四次,为此胃被切除三分之一;尽管如此,他认为那些酒都赶不上今天喝的这个,不知道那客户从哪里弄来的,一个稀奇古怪的牌子。酒真是好,入口香,后劲儿足,喝完了还让你生出巨大的成就感:你倒下世界都陪着你一块倒下。

时间有多久他搞不清楚,醒来时发现胳膊腿没有了,想抬抬不起来,想伸伸不出去,然后才感到痛。他睁开眼,吓了一大跳,一块毛糙的东西杵在他眼皮上面,幸亏睫毛短,长一长就扫到那东西上了。那东西从脑袋一直覆盖到肚子以下,他只是凭感觉,呼吸一下肚子就顶到一块平整的东西上。这些年,他的业绩主要体现在大肚腩上。青州感到了痛,他闻到灰尘和水泥味,世界还在哗啦哗啦响,如在耳边又闷闷的仿佛远隔重峦叠嶂。他想,难道我一场酒喝出了地震?

根据救援现场留下的影像资料和青州的追忆,他被压在了一块楼板下。他要感谢那块与他对视近三天的毛糙的楼板,他住的那座四层小楼像积木一样散了架,整片废墟里就救出了五个人,楼板垫在了两边的砖头上,给了他一个喘气的空间,救了一命。

——惊恐吗?

——惊恐。

——比如?

三个月后,青州吊着石膏和夹板从医院出来,心灵恢复到先前的坚韧,开始回答亲朋好友的问题。他在叙述这场死里逃生的地震时,表情淡然目光渺远,那是死过了一回的人才有的旷达。

——一切事情都可以告诉你们。没什么不可说的。你问哪些惊恐?开始是对地震本身的惊恐。没有人告诉我在这里会碰上地震。唐山大地震时我才五岁,五岁的孩子只知道吃。我知道地震很可怕,但我真的不知道地震到底是什么样子,现在它来了,弄得我措手不及,我还没有醒酒呢。怎么能不怕。然后是对疼痛和死亡的惊恐。疼得要人命。你看看我的手和脚,当然你们看不见,我怀疑扒出来的时候抓一把下来可以直接当饺子馅用,如果你不嫌脏和恶心的话。那时候我怕死,怕死怕得要死。这些年我总想,如果死,就让我咯嘣一下死掉,别提前通知我,别让我等死。在楼板底下我觉得我在等死,我就很怕。后来?后来就不怕了。世界平静下来,一切仿佛自有安排,生死有命,要是你你也会想开的。我怕别的,怕孤独、寂寞和时间,漫长的时间。我从来没有想到,一分钟、一个小时、一天它们会有那么长。长如一生。我在黑暗的黑洞里,就算我把眼睛睁裂开,看到的也就是昏暗毛糙的楼板,恢复到最原初的水泥板结之后的样子。我觉得我离所有人都很远,远得恍如隔世,远得我像被扔进了茫茫宇宙中的唯一的人。你记得俄罗斯的登月宇航员说的话吗?他说,彻骨的孤独。这个词真好,骨头每一点都被冰镇过的彻底的孤独。我想,还是让我死吧,我希望楼板不堪重负,顺顺当当地断开来,让时间和黑暗结束。死亡对我来说,是光明的世界重新开放。

——你没死。

——我没死。我差不多死了。

——能说说吗?

——当然能。我说了,能活过来,疼痛、死亡、孤独和时间都不可怕了,还有什么不能说?我是说,到了后来,我饥饿和干渴,主要是渴,慢慢就感觉不到饿了。我喝了那么多酒,水开始报复我。无水可喝,想喝尿都够不着,一天之后,可能不止一天,我对时间的概念只有漫长,没完没了无始无终的漫长,没有别的概念,晨昏交割于我根本不存在。手脚流了不少血,我疲惫不堪。我睡了醒,醒了睡,身体像锈住了一样动弹不了。在梦里我都觉得自己要燃起来,眼角、嘴唇、喉咙、食道、肠胃、头发,整个身体都在冒烟,灵魂也在冒烟。你相信灵魂这回事吗?

——不信。

——我信。我亲眼看见他也焦渴,渴得冒烟,灵魂本身也像烟,我迷迷糊糊地看见丝丝缕缕从我冒烟的头发里飘出来,在楼板下面逼仄的空间里连缀成一个可以随物赋形的另一个我。我看见他慢慢地渗出楼板,然后重新在废墟外面集结。我看见他离开废墟和地震,向车站走。

——他要干什么?

——原路返回。他按我来的路倒回头走一遍。

说实话我没听明白。

——灵魂出窍,人就要死了。我想我要死了,我突然放松下来,如同得了解脱,整个人像懒洋洋地躺在了夏天里的水面上。你没听说过,人死了灵魂会将人生逆行一遍?此前我也没听过。我可以讲给你听听。

那一天,我朋友青州的灵魂(为了转述的方便,我称它为黄青州,青州姓黄)从废墟中穿过。他认识废墟之下的路。三十七岁的黄青州来到车站,他要坐火车回到北京。这些年青州跑营销,总是从北京出发,像子弹一样发射到全国各地。就他的工作状态,如果不在休息的床上,就在出差的车里和飞机上,或者在谈判桌前和酒桌上,尤以后者居多——我们中国人更喜欢酒桌外交。黄青州坐在火车上,窗外的楼房、树木、庄稼、野地和更远处天边的云朵唰唰唰往后跑。旅程如此漫长,回到北京时黄青州三十五岁,因为两年里除了出差、工作,他的生活乏善可陈。三十五岁这一年所以值得停留,是因为他破产了,在2006年,很多中国的散户股民腰包渐鼓时,黄青州赔了个底朝天。他也搞不清楚怎么就砸进去了,这些年的积蓄眼睁睁像灵魂一样变成尘烟,风吹过再没有聚集到一起,烟消云散归于无形了。

黄青州坐地铁回到家里,老婆已经想清楚了,夫妻本是同林鸟,大难临头各自飞,离婚协议放在客厅的淡绿色玻璃茶几上。他签了字。老婆年龄比他小八岁,很好,他们还没来得及要孩子。他坐在刚买来的沙发上,那时候他还不知道这个沙发将来财产分割后要送给前妻,去蓝景丽家买家具的一路上他们都很开心,货真价实的一对新婚夫妇。他在沙发上抽了一根烟,然后出门。如果没记错,这包烟是在小区门口的杂货店里买的。黄青州走到马路上,发现街上人烟稀少,偶尔有几个人经过也戴着口罩,相互之间像防贼一样王顾左右匆匆疾走,公交车里空空荡荡,只有司机和售票员;他拍拍脑袋,哦,这是2003年,“非典”来了。他低头看见了自己的肚子,在家里待了三个月哪也没去,吃完了就在网上看电影玩游戏,肚子的肥肉又多出了两斤。他将把周润发、成龙、李连杰和周星驰的所有能找到的电影全部看完,他要把游戏《三国》和《帝国》在最短时间内通关。他跑起来,几乎是以逃避“非典”的速度跑到了公司里。在写字楼的大厅里,进电梯时撞到了公司的副总,副总手里的咖啡溅到咖啡色的西装上。副总八字眉倒竖,说:

——抢银行啊你?!

——对不起,我到宝龙华公司面试,赶时间,非常对不起。

他在报纸的广告里看到宝龙华的招聘信息。对于一个二十七岁才想起来要闯荡京城的人来说,广告里提供的职位和薪水应该说相当不错。之前他在另外一家公司干过,跑业务,累倒无所谓,钱少。如果不想挣钱,他来北京干什么呢。他看见副总坐在面试的办公桌前,咖啡色西装散发着浓郁的咖啡味。凭他有限的经验,这个味道的咖啡一定出自星巴克。副总接纳了他。在递给他一份优厚的待遇合同之前,副总代表老总问他:

——在北京两年了,有哪些值得一说的经历?

黄青州想了想,说:

——跑一项不喜欢的业务,腿都跑细了,总挨人白眼,那感觉就是热脸贴到了冷屁股上。参加了反对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游行;不过就走了不到两个街区,遇到一个老乡,他刚到北京,饿得头晕眼花,我想还是救人要紧,就请他吃了驴肉火烧。不能让人饿死在队伍里,是不是。回了一趟老家,家里遭洪水了,波浪滔天,百年不遇的大水,修大堤时差点被淹死。

他记得副总听完以后笑了,说好,就这么定了。

其实还有很多事他没说。现在,黄青州原路返回,在中关村大街上的一家银行门口往里看,似曾相识的人群排成一列长队。他走进去,他来是取钱的。这是1998年初,他从小地方来,还没学会用银行卡,每次取钱都拿着存折。存折上没几个钱。他排在一个少妇模样的人后面,因为无聊,两个人聊起天来。队伍有点长,办理的速度让人着急。

——你办理什么业务?他问。

——存钱。

——存多少?

——刚拿到的奖金,一千。

——这么巧,我就打算取一千。你看,你要存,我要取,干脆你直接给我得了,内部解决,省得我们都得排这么长的队。

少妇愣了一下,真就把钱给他了。他接过,说谢谢,出了银行大门撒腿就跑。他得承认他的玩笑里掺杂了侥幸和欺骗,但是他成功了。他不会想到,若干年后,类似的经历会被编成段子,作为“脑子进水”的表现之一,广泛地流传在中国的网络和手机短信里。那年轻的女人,当时还没有学会脑筋急转弯。黄青州需要这一千块钱,他的存折里只剩下八百。他从银行直接跑回民房,他租住的地方,在那套一百一十平米的三居室里,总共有四十二张床位,他五天前租下了其中一个床位。靠门,门总是关不严实,这样也好,他可以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。房间里目前的臭袜子味、放屁味、口臭味、长时间不洗澡散发出来的身体酸臭味,浓重到擦根火柴都能当液化气烧。他向周围邻居打听这间房子时,邻居劝他别租,几十号人住在里面,养猪一样,臭也臭死了。他还是租了,价钱合适。

我朋友青州的灵魂从出租屋里出来,走到夜晚的地下通道里。他来北京的第一个晚上就待在这里。他把行李放在地上,坐上去,倚着冰冷的墙缩成一团正打瞌睡,城管大呼小叫地来了。凭直觉黄青州知道不是好事,拎起包就跑,城管在后面追。城管只追了二十米,但他继续跑,跑了不下五公里。他尝到了跑的甜头,身体暖和过来了,北京生活的第一天,在逃跑中黄青州感到了温暖的幸福。黄青州一不小心跑出了北京城。

千里之外的南方小城,他是个戴着眼镜的中学老师,谈过几场失败的恋爱,做过几次失败的小生意。失恋这事就不要说了,谁也不想失恋,但谁又能不失恋呢?生意失败,照那个时候青州的想法,都赖学生家长不厚道。和那些家长做生意,在他还教着他们孩子时总能赚钱;一旦孩子毕业了,或者转到了其他班级,为什么他就立马赔本呢?那时候他发下愿望,以后如果自己孩子的老师和他做生意,该怎么做就怎么做,绝对不能因为孩子毕业或者转学就让人家受损失。过河拆桥的事不能干。黄青州从那所中学教工生活区简陋的月牙门进去,看见自己正坐在十五个平方米的宿舍里发呆,面前放着一本厚厚的日记,英雄牌墨水笔吸饱了英雄牌碳素墨水搭在日记本上,平庸的教书生活他总是不知道该记下来什么。

——我写日记你不信?青州让我帮他把打了石膏的胳膊抬一下,这也是运动。他对我说,我在来北京之前一直记日记。好习惯吧?被迫养成的。从小爸妈就逼我写日记,写着写着就写习惯了,不写难受。我爸妈还想着我能成个伟大的作家呢,成不了托尔斯泰,成高尔基也行。到了北京就不写了。两千万的人,像蚂蚁一样泛滥,你谁啊,还写日记?我忙得脚打后脑勺,整天跟客户两嘴角冒沫地说,哪还有心情再跟日记本说?不过教书之前的日记还真是有点意思,啥时候给你看看。我说到哪了?对,灵魂,走到校园里了,看到我打开的日记本。他一步步往回走,他什么都知道了——

1997年:按照教育局和学校的统一部署,我带学生全程收看电视上香港回归现场直播。一个没见过大人物的学生,指着电视说:“那个人是谁,肚子怎么那么大?”因为这句话,我被校领导在大会上点名批评。我哪知道那学生会这么实话实说。

1995年:谢天谢地,我终于从镇中学调到了县二中。不为镇升县的虚荣,而是因为县二中门前有条河,下了课我可以去游泳。我谈对象了,那女的也是老师,教化学,尽管她元素周期表还没我记得清楚,我还是决定和她处一处。除此之外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干呢?每个傍晚我都在操场上打篮球,年轻老师都打,我们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。累得跑不动时还好,歇过来了下半身就像着了火。他们说,找点事干吧。我就答应和她处对象了。下半身虽然每天都蠢蠢欲动,我还是克制自己,抱完亲完了,各自回宿舍睡觉。可是有一天,她跟我说怀孕了,让我和她结婚。你说这是什么事儿?你哪来哪去吧,我全套健全的男科还没用过呢。你们一定要相信,我真的很难过,我想留着这套东西有什么用,就去了城边上的一条小巷子,那地方有“野鸡”站岗。我给了那大姐二十块钱,她让我知道了什么叫女人。

——在楼板底下,青州说,赶在灵魂还没出窍之前,我脑袋里闪过一下化学老师和那大姐的脸。平阳,我不是要跟你装圣人,当时我真在想,要是当年我娶了她就好了,起码不会让她遭那么多罪。她的老公打她,高兴了打一顿助兴,不高兴也打一顿解闷,就因为她给他带了个“小油瓶”来。那大姐,如果我还能见到她,我要多给她点钱,让她回家好好养养身体。

不过照她的年龄,现在也没法再做了。

1992年:我师专毕业,中文系,到镇中学改教政治,因为政治老师短缺。我奶奶去世,就我背行李回家那天。(黄青州在巷子口听见哭声震天,邻居们在他家门口来来往往。钱东方他妈见到他愣头愣脑地站着,生气地说:“你奶奶死了,还不回家!”)

1989年:高考之前他从教室里逃出来,为了和邻居的大哥一起坐免费的火车去北京。有生以来第一次到大城市。在北京,别人以为他们俩是大学生,一路吃喝都不要钱。有天晚上他和邻居大哥坐在天安门广场上,因为太困他睡着了,突然又被电闪雷鸣一般的声音惊醒了,眼睛只睁开了一半,就被邻居大哥拖着拽着沿一条大街狂奔。那感觉像在梦里,钻进了某部激烈的电影里。世界乱了。他们俩气急败坏地跑,耳边继续电闪雷鸣,有人喊救命,有人喊出人命了。跑到一个十字路口,他对邻居大哥说,这辈子不去北京了,真不好玩。回家时没坐到免费的车,他们只好搭顺风车,从这里坐到那里,再从那里坐到这里,折腾了一个星期才回到家。又一个星期后,邻居大哥因为从北京带了不该带的东西回来,被戴大盖帽的抓进去了,判了三年。邻居大哥说,只有他一个人去了首都,没有第二个人。

1986年:到县里一中念书,整个镇上就考进去五个人(另有三个成绩好的同学考上了中专)。穿上亲戚送的皮鞋(质量很不好),开始打篮球,听说巧克力(到1991年才真正吃到嘴里,不喜欢发苦的味道)和咖啡(念大学的第一个星期天才有机会去全市唯一的咖啡馆买了第一杯)。向宿舍里的老大学习,开始了漫长的手淫史。

黄青州加快速度,逆时间之流而上。他在镇中学门前的桥头上看见捡破烂的老仇还坐在一张破报纸上,他喜欢把每一个经过的人都叫住说几句话。班主任董老师在教室门前徘徊,自习课上他会偷偷地站在门外和窗边看学生们在干什么。他按放学回家的方向走在回村的土路上,看见青州在向初三年级的同村人借手抄本《少女之心》,被拒绝了,只给了他一本不知谁写的武侠小说《金弓神掌日月刀》。他在村口遇到背着手溜达的做豆腐的麻子。然后经过村里小学,作为小学四年级的学生,青州正在课堂上向语文老师背诵课文《黄继光》。本来没要求背诵,老师只让大家举手复述一下故事,但没人举手,会吹笛子和拉二胡的语文老师很生气,责令第二天全班背诵出课文。青州是学习委员,理当第一个被拎起来。在另一个课堂里,他被教自然的老师抽了一教鞭,紫穗槐条做的教鞭断掉,他觉得两只眼睛里飞出了一群小蜜蜂。走过小学校是打谷场,1980年大队部响应上级的号召,大集体宣布解散,名副其实的“单干”时代来临,所有的公有资料以抓阄的方式分掉。父亲说,孩子手气一定好,让青州抓。黄青州看见自己从大人们的两腿之间挤进去,抓了一个纸团,上面写着:铡刀一把。

继续往前走。大队部的山墙上刷着红艳艳的大标语:毛主席万岁!五岁的青州蹲在地上睁大眼,听大人们说,千里之外的唐山发生了七点八级大地震,一座城市在二十三秒内变成废墟。多少万阶级弟兄和姐妹啊!报告消息的人说完放声大哭,听众们跟着哭。青州觉得别人都哭他也应该哭,也咧开嘴哭了。

我朋友青州的灵魂,黄青州,现在走路步履蹒跚,步子越来越小,姿势越来越笨拙。他看见自己越来越小无能为力,最后连走路都不会了,成了一个婴儿。他开始在地上爬,光着屁股哭叫,越爬皮肤越好,越爬身体越娇嫩。他看见前面有个温暖潮湿的黑洞,像百慕大三角一样向他欢快地招手,他想躲都躲不开,咕咚一声栽了进去。他还不会思考,但已经知道那是母亲的子宫,美好祥和,像以后每一个春节联欢晚会上主持人都要用的形容词。这是一个美好祥和的世界。然后他听见剧烈的喘息,看见一场肉体的搏斗,充满革命精神和批判色彩,毫无情欲气息可言。将做他父亲的那个男人刚从被批斗的戏台子上下来,脸上被石子、砖头、巴掌打得青肿;将做她母亲的那个女人刚刚拿掉拴在一起的两只破鞋,她把它们小心翼翼地放在门后的笸箩里,免得丢掉了想找都找不到。新鞋没有,破鞋同样不富余,明天下午五点到晚饭之间,她必须把它们挂在脖子上,主动从东街走到西街,反复三个来回,以便给革命群众的晚餐开胃。

两个身体无规则地抖动,黄青州听见世界在喧闹,突然眼前大放光明。黑暗的大光明。然后他,我的朋友青州,听见一个渺远的声音说:

——快,遮住他的眼!他还活着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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