依据不好找，除了当地老百姓把跳地戏叫作跳神之外，康熙年间编的《贵州通志》上，有一幅“土人跳鬼图”。其画面和现在的地戏表演十分相似。
是不是据此就可以说，古人还把地戏叫作跳鬼哩。我必须把这一片乡土挖得更深一些。
颇有兴味地去安顺看地戏时，我已经感觉到了，演地戏的那些个村落，都叫屯或是堡，也有叫哨或是关的。很少叫寨子。在贵州插队多年，我早就了解，小至贵州一个省，大至云、贵、川诸省，村子大多数被称为寨子。唯独这一带，为什么偏偏要叫屯堡呢?原先存在心底关于“京”族的疑惑，重新浮上心头。
80年代中期，省里面让我牵头，写一个描写贵州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民族的长纪录片脚本。到安顺的时候，我们一头扎进了一个一个叫作屯、叫作堡、叫作哨的村子，连续几天，约谈了很多文化人士和乡间老人，终于揭开了所谓的“京”族之谜。
当地这些穿着富有特色服饰的农民，并不是少数民族，而是汉族。只不过他们是远方迁来的汉族。和我们交谈时，他们中不少人指着我说，我们的祖先其实和你一样，也是从江南一带来的。
追溯历史，则要讲到六百年前了。朱元璋在刘伯温、徐达等文武大臣辅佐之下，打走了元顺帝，建立了大明王朝，却不料元朝还有一个梁王盘踞在云南。自恃天高皇帝远，你朱元璋奈何我不得，不服他的管，把他派去的官员一个个都杀了。气得朱皇帝亲自部署征云南，派出了以傅友德大将军为首的三十万征南大军，一路沿江西、湖南、贵州杀将过来。
这一段历史，在贵州、云南的很多地名上也留下了痕迹。诸如“镇远”“贵定”“清镇”“普定”“普安”“镇宁”“威宁”“宣威”等等，包括“安顺”这一地名，也充分显示了三十万大军过处，威风八面，一路镇压敢于反对者，“诸蛮”纷纷望风而降的史实。
我在贵州二十余年，始终不能明白，安顺这地方，明明地处贵州的中部，为什么总要被称作“黔之腹、滇之喉”?原来出处也在这段历史，朱元璋认为，安顺这一带，是进军云南的“襟喉”之地，十分重要。
云南被傅友德平定，那个梁王是被杀了，可云贵高原毕竟是山也遥远，水也遥远，路途更是十分地遥远啊。胜利了的军队一撤回来，又冒出了一个什么王，或者就是当地的土司，不服明朝管了，怎么办呢?如何统治这块土地呢，苦思冥想，朱皇帝命令傅友德的三十万远征军沿着交通要道，就地驻守下来，封官许爵，稳定云贵。军队不打仗了，仍然要吃饭。于是就让驻守下来的军队设立军屯，垦荒种粮，解决吃饭问题。
光是吃饭还不够。军人也要成家立业，也要过太平生活，生儿育女，于是乎，这些屯军的地方。渐渐地就变成了一个个叫作屯、叫作堡、叫作哨或是关的村寨。有了军屯，随之出现了商屯、民屯。三十万征南军人，来自当时的江苏、浙江、还有朱皇帝的原籍安徽以及江西等地。他们的后裔，经历了几百年的沧桑，很多东西可能都已经有了变化。惟独穿着的服饰，一代一代流传下来，还保留着明朝的色彩和特点；惟独一些人家里的家谱，一代一代还在书写着自古而来的演变。并且显示出相对的集中，相当的完整，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。于是乎，也便有了我们今天称之为屯堡景观、屯堡文化的研究。这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、奇事。似乎该归功于那一片乡土的偏远和闭塞了。
我问过很多安顺的屯堡人来自哪里，他们往往回答说，我们是京族，老祖宗是听了朱元璋的话，从南京开拔征战而来，南京族。
几百年了，这话听来有点悬，却是很有道理的。去年秋冬，我到云南的宣威去采访宣威火腿的创始人浦在廷的事迹。谈起浦家的老祖宗，也正是跟随明朝的大将军傅友德一路打过来的，因战功卓绝，被授予武德将军，在设立卫、所、军、屯、铺、堡的同时，就地驻守和屯垦，世代定居下来。
我顺便还了解了一下，明朝派往西南诸省的军队，驻守下来的时候，以卫所为单位组成军屯，一卫有560人，一所则翻一倍有1120人。除了驻守屯堡，朱元璋的军队还在当地开筑道路，设立驿站，方便通邮，修复古驿道，以60里为一驿，一直修到贵州的安顺。这固然是大明王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而为，却也在客观上给偏僻闭塞的云贵两省，带来了江南地方较为先进的科学、文化、技术及生活方式，促进了西南云贵高原的经济开发和发展。直到上个世纪初的一百年前，云贵两省有追求有志向的青年，要走出“走不出去的云贵高原”，很多人依靠的还是这一条古驿道。
到了浦在廷这位第十八代的后裔，赶马帮积攒了财产、经营宣威火腿发迹之后，他遵照古训，不远万里，经云南绕道越南、香港、南通，终于来到祖籍的故乡南京，寻找《浦氏族谱》上记载的老家山阴县柳树湾石门坝。费了好大力气，终于弄明白今天的南京中华门外，就是几百年前的石门坝。可任你怎么查寻，在这一带也找不到浦氏族人。最后还是经人点拨，告诉他，明朝时候，这一大片都是兵营，修族谱的老祖宗一定是误把南征出发地的兵营，记作了故乡。浦在廷这才只得无奈地作罢。
由此也就明白了，安顺屯堡人说的“京”族，指的是南京族，因为他们的祖先从南京而来，决不是广西的那个京族。
很多土生土长的贵州人以肯定的语气对我说，地戏就是朱皇帝的军队调北征南时带过来的。只要看看屯堡农民们表演时的衣着打扮，就不难作出判断了。你看他们身穿土布长衫，腰间围着绣了花的战裙，背上则像武打京剧中常见的那样插着靠旗，脸上蒙着黑纱，额头上戴着各种各样彩色面具，头顶上插着野鸡毛，在昂扬顿挫、模拟战场厮杀的锣鼓声中载歌载舞，表演着剧情。
地戏演出所报出的剧目，也基本上是征战故事。诸如我们都很熟悉的《三国演义》、《封神榜》、《说岳全传》、《杨家将》等，正因为明朝的军队是朱元璋调北征南一路打过来的，所以他们自然就会喜欢这一类和自己的经历十分相似的征战题材。而且历经几百年，年复一年，乐此不疲，一代一代地往下传。就是到了极“左”思潮泛滥得那么可怕的“文化大革命”中，也还不曾断绝过。像要我在白喜场合留下看跳神的那个学生，在“文革”年头，其实并没看过几回地戏，但他兴趣之浓烈，也是大大出乎我意料的。由此，也可以看到民间文化特有的传承渠道，在文化传播中的巨大的作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