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咖啡店女孩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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某一天下雨,我独自去了咖啡店。咖啡店离学校不远,在一条破旧失色的商业街上,两旁都是建造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老新村,一楼沿街的住户把墙砸开了,做成店面出租出去,理论上讲都是违章建筑。

雨中的商业街略显凄惨,行人稀少,万物残破。从远处看,咖啡店像是穷街陋巷中的小庙,香火惨淡,雨中的招牌像一件忘记收回来的衣服,孤悬在半空怪可怜的。

走进店里,灰色的水泥地坪,被硬物砸出星星点点的坑,原木吧台已经发黑发亮,咖啡座无序地聚在一起,像一群遭遇枪击后失去了主张的人,那是几张破得连旧货店都不肯收的人造革沙发,铺一条花纹莫名其妙的床单,坐着居然还很舒服,令人气恼。一个架子上垒着些旧书,其中有列宁选集,托洛茨基自传。所有摆设都歪歪斜斜的,令人不敢造次。这套家什放在高尚地段还有点情趣可言,放在这条街上,就像脱衣舞女跑进了女澡堂的感觉,非常糟糕。

我到这里来找咖啡女孩。

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一年,咖啡店里经历过不下十五个女招待,绝大部分都是我们学校的学生,鼎盛期竟同时雇用了四个女孩,虽然是个破店,看上去非常有气势。可惜好日子没能持续多久,莫名其妙就走上了下坡路,生意日趋萧条,店面更显破旧。说起来,宏观经济蒸蒸日上,股票起起落落,地产进入爆炸期,这些竟然和咖啡店没有任何关系,它按照自身的生命周期无法避免地走向死亡。做招待的女孩们一个个来了又走,回到学校里,就像盐溶化在了海水中。一旦她们离开了这里,我就一个都认不出来了。

我经常来这里,两年多来喝掉了不下一百瓶啤酒,每次都是啤酒,永远不喝咖啡。大部分时间我都是闲坐着。听店里放着各种各样的音乐,有一阵子是比莉·霍莉黛,有一阵子是小野丽莎,有一阵子是陈绮贞,视吧台后面的女孩的爱好而定。那些女孩都知道我是个有钱人,只有有钱人才会去咖啡店里喝十元一瓶的啤酒,傻坐着听音乐。

如今咖啡店里只剩下一个女孩,另外有个打杂的阿姨。阿姨丑陋而能干,从做咖啡到扫地,甚至炸春卷都会。我经常到这里来要一份春卷,非常好吃,就着啤酒,完全把咖啡店当成小吃店。

女孩不是我们学校的。

十五个咖啡女孩消失后,仅剩下她一个还在这里,好像哪儿都去不了的样子,经常看见她百无聊赖地站在店门口抽烟。只要她在,咖啡店里播放的永远是Radiohead,《OK Computer》循环播放一百遍都不够。我承认这是一张永不起腻的唱片,但音乐都是被听旧的,听了整整一季,那个节奏已经融化在我身体里。

人少的日子里,我陪着她听《OK Computer》。店里没什么事情,可以时不时和她聊天,端着啤酒似乎更适合坐在吧台前面。她似听非听,音乐也好,我说话也好。屋子里弥漫着微醉的气氛。说累了,或者她不再理会我了,我便回到沙发上,看看风景,读一会儿托洛茨基。

“很久没见你了。”她说。

“开学以后来过一次,你不在。”

“寒假回家了?”

“别提了。”

我挑了一张沙发坐下,整个咖啡店就只有我和她,会炸春卷的阿姨不知道去了哪里,也没有音乐。

她隔着吧台问我:“啤酒?”

“嗯。”

“下了一星期的雨,你是今天的第一个顾客。”

她换了发型,过去一直是剪得齐肩的头发,像幼儿园的滑梯一样顺溜,从头顶到太阳穴是一个弧度,从太阳穴到肩膀又是一个反过来的弧度,那样子要多乖有多乖的。取而代之的是染成枯草色的鬈发,这使得她的五官有点模糊。头发可以是荆棘,是海浪,是火焰,而她的发型则是大风吹过的潘帕斯草原的缩影。我猜想她一定也是换了心情。

总得说点什么。我记得她寒假之前说过要去看海,便问:“看到海了吗?”

“看到了。”

“风景不错吧?”

“哪有什么风景,你以为我去了哪里?”

“海南?”

“不,我是坐上长途汽车,渡江以后到了一个小镇上,小镇靠海。不过既没有白沙滩也没有礁石:是一片灰色的滩涂,海也是灰色的。风吹得厉害,根本没法靠近海,只能站在远处看看。”她说完,总结性地说了一句,“我是去看冬天的海。”

“好情调。”我说。

寒假之前我曾经找过她,我请她喝咖啡。她说店员不能坐那儿喝咖啡,态度温和地拒绝了。我很无趣地回到沙发上翻看托洛茨基自传,她又说,喝一杯,就一杯。她给自己弄了杯清咖。

减肥?

她说她爱喝清咖,在清咖之中可以感觉出微酸的单宁昧,果香味,收口时的回甘,高原地区阳光的苦涩味,是非常纯粹又复杂的味道。说得头头是道。

为了那杯咖啡她回请我看电影。当天晚上,两个人跑了很远的路,坐上公共汽车到T市的一个商厦,顶楼是影院。坐在光线昏暗且变幻不定的小影院里,周围影影绰绰有很多情侣,很多女的手里都捧着一个装满爆米花的纸盒子。我想是不是也应该给她买一盒爆米花,但是看她那个样子似乎是什么都不需要。我闻了两个小时的爆米花味道,始终担心着外面的天气,那天下雪珠,一场大雪似乎就要来临。

散场时,商厦已然打烊,从一道消防楼梯走下去,外面的雪果然下了起来。我们在公共汽车站头上等了很久,来了一辆塞满乘客的夜车,半小时后将我们连同半车人抛在夜晚映着雪光的道路上。她住在附近的新村,我送她回去,脚底踩着雪,感觉软绵绵的,其实积雪很薄,软绵绵的可能是我的心理暗示。

那段路有点长,气温很低,在路灯的弱光中可以看到她嘴里呼出的白气。也就是那时,她说她春节要去海边,我当时误以为是海南岛,也就没有接茬。海南岛并不是我想去的地方。在黑漆漆的门洞口,她按亮了照明灯,沉默地走上楼梯。

此刻透过咖啡店的大玻璃,看到细雨落在空无一人的街上。她问我:“找到工作了吗?”

“还没有,找工作难。过了五一想去上海碰碰运气。”我问她,“你呢?”

“就是这样啊。”她略微摊手,仿佛自己的一切都呈现在我眼前。

“换了发型。”

“换了很多东西呢。”

“接下来怎么打算呢?”

“继续这样啊。”

“再请你喝一杯咖啡吧。”

“可以。”

“放点音乐吧,怎么不放音乐呢?”我在沙发上伸了个懒腰。

她将《OK Computet》放人CD机,选了一首“LetDown”,最初的吉他声与外面的雨声融合得很好,随后,鼓声,歌声,起子呲的一声打开瓶盖。我喝了一口啤酒。她从衣兜里掏出一包七星烟,抽出一根点上,我抽我自己的烟,两块五一包的福牌。她抽烟的姿势很特别,有一种十分生硬的东西横亘在她和香烟之间。

她拿起我的烟盒看了看,“抽这么差的烟?”

这烟确实没话说,一口下去,吸出来的既不是一氧化碳也不是尼古丁,而是滋滋的焦油,抽完了嘴巴就像久未清洗的油烟机。这也是一种类似清咖的癖好。

“发型好看吗?”

“好看,但是有点说不清道不明,不太像你了。”

“要的就是这个感觉。”

“试图改变自己?”

“是扭转,而不是改变。改变这个词太容易了。”

我笑笑,我知道一个和我计较词语的女孩一定不简单。每一个在咖啡店打工的女孩都有她们自己的道理。

“为了扭转,再请你喝杯咖啡吧,”我说,“反正今天也只有我和你,看这样子不会再有人来了。”

她想了想说,“我也喝啤酒吧。”说罢给自己也开了一瓶。

我说:“以后来这里喝啤酒的机会不多了。五月份去外地找工作,要是情况好,也就不会回来了。在这里混了三年,唯一觉得美好的就是这家咖啡店。”

她笑笑说:“其实好多人都这么说过,可是生意就是好不起来,都像你这么慷慨就好了。”

“会好起来的。”

“以后没春卷吃了,阿姨辞工回家了。”

我扶着啤酒瓶,看着雨中的景色长叹一声,“今天就是想过来吃春卷的,可惜了。”

“以后这个咖啡店就剩我一个人了。”她用指甲弹了弹酒瓶子,另一只捏着七星烟,注视着烟头。

想起来有一天在T市的市区,某个商厦后面的垃圾桶边,看到有一个和她差不多装束的女孩,腰里束着咖啡店的围裙,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地在那里抽烟。女孩的神态和姿势就像她一样,目光同样注视着烟头,那里有什么东西值得一看再看?

喝光了啤酒,两个空瓶子很孤独地立在柜台上。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,她忽然说:“既然那么想吃春卷,我去给你炸。”

“你也会?”

“炸春卷而已嘛。”说完走进吧台后面的库房里,十分钟不到,端着一碟香喷喷的春卷走了出来。我痛痛快快地吃了个干净,仿佛是把为数不多的记忆都消灭掉,义无反顾,绝无留恋。

吃完了,我站起来买单,穿上我的棉夹克。她伸手替我把一个塞在里面的领子翻了出来,掖好,说:“衣服没穿好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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