刚到三畲庄第一次与新相识的闲聊，之所以使我难忘，因为他是在落难的知识分子群体孕梦的时节，我遇到的头一个无梦的人。可以这么说，在那个年代，能以冷若冰川般的理性来观察现实的人，不是很多，而是太少。广州会议对知识分子绽露出来的温情，使最底层的我们，如同在严冬睨见春阳，成了孕生各种梦幻的外在依据。不过由于文化层次和原来从事的工作不同，孕梦者的梦中取向和色彩也因人而异。原各大部委以及原北京市的干部，梦系原工作单位；而一些因右派罪被开除的大学生，在心态上则和机关干部，有着不小的差异。他们更少精神负担，似乎天之涯、海之角，去哪儿都行；其中，梦境最为孟浪的莫过于一些有专业特长的老右们了。道理十分简单，在广州会议上，陈毅曾当场为写出过话剧《洞萧横吹》的沈默君平反，并在餐桌上向他祝酒。汇集在三畲庄的同类中，属于文学艺术界的有北影的巴鸿，青艺的杜高，戏剧学院的徐公瑾，芭蕾演员郭东海，民俗漫画家赵华川，油画画家朱为民……还有我这个曾经出版过长、短篇小说集的青年作家。出于精神本能的感知，觉得这个广州会议离我们更为贴近。再加上文人艺人的思维特征本身就具有的浪漫成分在内，因而梦的色彩最为斑斓。
记得，在离开茶淀农场的前夕，管理我们的劳改队队长李文山，曾特意恩准我去东区女队，与我的妻子张沪话别。因为劳改队中女右派人数极少，不可能与大批的男右派同去新的驿站，她们还要留在原地待命。在那秋虫声声哀鸣之夜，她曾给我的梦幻，泼过一盆令人心悸的冰水。
她说：“你真的相信我们的命运要有转机了吗？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看，极‘左’的根子埋得极深。我爸爸你是了解的，他1929年入党，后来去了延安；他对我讲过红军长征时肃反、胡抓‘AB团’的事情。其实，极‘左’路线早有前辙……”
我打断她的话说：“我怎么没有听说过？”
“我爸说你还十分单纯，不愿意对你说的过多。”
“什么叫‘AB团’？”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中文中掺杂着英语的名字。
张沪是一个十分理性的人，但是说话十分直率：“你就甭管这个洋名儿了，党内老同志都知道这个名儿。给你举个例子听，当年14岁从湖南参加了革命——你认识的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，在长征途中，曾被打成‘AB团’的反革命，差点给杀了头。”
当时，我确实不知道这条党内新闻——50年代中国一片革命激情，这些党内的陈年往事，没有人提起，也没有人写过这方面总结历史教训的文章；除了欣欣向荣，就是一片轰轰烈烈；当然从反胡风运动起，已经在社会生活中，使知识分子们感到了一点点气氛紧张—— 但我们都是建国以后成长起来的年轻知识分子，没有人对党史有着探源性的研究。更为重要的是，一些经历过革命烽火而走进和平年代的知情者，对沉甸甸浸血的革命往事，不知是出于工作繁忙，还是出于什么难于启齿的原因，没有一篇文章或者哪一部书，对极“左”路线进行过严肃的清理——我们所能知道的就是王明、博古，至于极“左”路线在几十年中究竟有过多少次的回潮？又在这种回潮中，留下过多少流血死人的冤案？在五六十年代之初，国人几乎（包括知识分子在内）毫无所知。因而当我听张沪谈及这件真实的往事时，心中感到一片茫然。
“还有王实味的死。”她提示我，“这你总知道吧！”
“我知道。他写了反党的《野百合花》。”
“你读过吗“
“这种书上哪儿去找？”
“你没读过，怎么知道它反党？”她说，“人家不是也说你的小说反党吗！不然你怎么到这儿来了。其实我们党的历史，极‘左’始终在延伸。还有个不成文的公式，‘左’是认识问题，右是立场问题。”
我虽然觉得她的话不无根据，但是并不能说服我：“无风不起浪，这么多老右向北京集中干什么？王蒙、邵燕样、刘绍棠，都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了，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？”
“这是党内领导层内，一批求实派占了上风。这是暂时现象，很可能是‘海市蜃楼’；这是我在党内多年的认知，也可能是错误的。我不强求你接受。但是你们文人，生来就爱做梦；怀的希望值越高，怕是失望也越大。”
“你怎么不说点吉利话？”
“我这个人更重理性。”她发觉我无法从梦幻中走出来，最后只好说：“当然，我也希望好梦成真；即使一切都是昙花一现，你离北京近一点，对老太太（指我母亲）和我们的小儿子，心理上也是个安慰。”
她是个理性思维十分健全的人，又比我对党内的历史知道的多，因而我不能不考虑她对我们未来的分析。但是一到团河农场，面对这个劳改系统的“桃花源”，被她冷却了的东西，又开始逐渐升温。就像一只蜘蛛，重新修补被风吹破了的网结之后，残梦又重新在网隙间重织。当然，自古文人爱做梦是个强大的内因；但也不完全出自于内因，团河农场确实有许多诱人织梦的生活元素。首先，这儿再无茶淀农场的荒芜，在茶淀是长期吃不到白面的；而在这儿每天中午白面能揣饱肚子；在茶淀可谓“三月不知肉味”，来到这里隔三过五的能见到荤腥了。对我个人来说，不存在饥饿问题；但对于多数同类来说，这是个头号的大问题。就在离开茶淀之前不久，曾毕业于老燕京大学。后任市内一所中专物理教师的韩大钧，在田野里曾挖出一窝刚刚出生不久的小老鼠。一个正常的人，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，曾经是老燕京出来的知识分子——后来为人师表的人（平反后任《大百科全书》编审），竟然在众目睽睽下，把这一窝毛茸茸的小老鼠生吞下肚子。这只是在大饥饿年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长镜头之一。
也许只有走过这一段苦难历程的人，才能对“饥饿”二字有深刻的理解；并对知识分子的失雅，有所认知。中国古代曾留下这么一则历史典故：一次皇帝出外巡察民情，看见饥民们正在捋吃树叶树皮，便问他的随行大臣：他们怎么不吃肉粥？我所以在这儿把皇帝也扯了出来，不外想说明，没有亲身经历饥饿的人，是无法理解人在特殊环境中的变态行为的—— 知识分子也是人，当饥饿超过他的耐力负荷时，他们为了生存，生活礼仪便会化为乌有。在茶淀农场的584分场，我每天早晨要目睹一场拼搏：发粥的木车一来，等着抢“剩余物资” 的成员，就严阵以待准备战斗了：他们每人手拿一块胶皮鞋底，眼巴巴地等待着发完早粥，便一拥而上，把头伸进粥桶，用手中的胶皮抹吃粥桶中的残余。由于参加的抢食者太多，粥桶常常被抢粥者们掀翻；于是人们便追着滚动的粥桶，像是表演“就地十八滚”——有人往粥桶里钻，有人推着粥桶跑——一场人与人、人与粥桶之战，在劳改队院内展开。这场面已然是让人心悸了，但是最令人感伤的是，这种悲凉武戏的演出，知识分子最初只是观众，而发展到后来（即我们告别茶淀的前夕），竟然也有老右参战了——当然这是老右中的绝对少数，但是读诗书、明礼仪的昔日大学生，何以会有这样的表演？只有我们知道，他们是在饥饿年代得了浮肿病的病号。因此，团河农场能给老右们充足的口粮，对这些刚刚从饥饿阴影中走近皇城的人来说，当然是大事中的大事了。
同是劳改队，境遇差距如此之大，本能地使我们想到，这一切变化都是政治气候“多云转晴”带来的。我们初到团河那天，干部没有例行专政机构对被专政者的训话，董维森教导员与高元松队长，只是到各屋转了一圈，看了看我们的生活安置和每个成员铺位的宽窄。他们身后那条狗是可怕的，但他们和蔼的神情，给每个老右，都留下不同于昨天的印象。当时我在第二小队，当董、高刚刚离开我们的监舍，来自清华大学的刘伯俭，就用他浓浓的湖南腔，对我耳语道：
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……”
我当然了解他的话中含意，便说：“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
我们屋内分南北两面大通铺，我睡在南侧的通铺上。与我相邻的有陆鲁山、郑光第、张蓬甲、徐继和等，他们都是北京高等学府的大学生。在我的记忆中，似乎四个人都是学理工科的。我与刘伯俭的古诗对应，不能不引起四邻的回声。张蓬甲也来自清华，他说：“虽然我们别了大盐碱滩，怕还是没有走出‘模糊数学’的范畴。”
来自同一学院的刘伯俭，不大同意张蓬甲的悲观：“生活可不是代数公式，它的变化是难以引进ABC的。”
两个受难的青年老右对未来预卜的南辕北辙，在当时曾引起同屋几十号同类的关注。记得，我当时是个乐观派的支持者，其理由除了大环境的宽松之外，三畲庄的小环境也不像个劳改队的样子。这一切似乎都非空穴来风——我是这么认为的。可以这么说，认为我们的生活要起变化的，占这个受难知识群落中的绝大多数。当时，担任我们第二小队小队长的名叫王贵峰，他是东北沈阳人，曾是某厂矿的保卫干部；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战功。像他这样的根红苗正的共产党员，何以会成为右派，我已记不清楚了——在“点头”和“摇头” 都能成为右派的日子里，重新回忆他的右派原罪条文，已毫无意义。但他在我们当中，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，确实使我难以忘却。记得在南、北大炕上的同类，为明天点染各种色泽时，他靠在身后的棉被垛上，眯着他两只不大的眼睛，一声不吭。他虽是我们的头头，但显然受文化水平的制约，与知识分子的言谈存有沟壑。在他的思想深处，可能绝少梦幻色彩，因而当我们之中的陆鲁山和郑光第，以绝对的冷色，对我及与我同一观点——对未来涂梦的人，以诗对诗地回敬我们时，他的眼睛才渐渐睁大。
陆鲁山引的古诗如下：
可怜河边无定骨。
都是春闰梦里人。
这两句诗显然是针对我们的孟浪而发，它赤裸地倾吐着对生活的一种绝望情绪。
我们对此都不以为然，但是小队长王贵峰的内心深处，却显然与陆、郑的情绪脉络相通。限于他是我们的头人，不大方便表达他的真实想法，便拉开棉被要我们早点休息。他说：“你们无论做活梦死梦，不如我这个大老粗无梦。梦是啥鸡巴玩艺儿，它是画中的烙饼，纸上的媳妇；既不能吃，也不能陪你睡觉；不吃饱不了肚子，媳妇不跟你一被窝亲热，你就永远有不了娃儿。”说着，他把那身绽露出棉花、早已褪了色的破绿军装一扒，钻进了被窝。
他的这番话，带着浓浓的东北口音，把几十个老右都逗笑了。但在笑声过后，我仿佛听到了一只来自莽林中的杜鹃蝶血的啼鸣声。他的话虽然有别于知识分子的语言，但是内涵却十分丰富。他是从枪林弹雨中穿行过来的，也许更理解社会的政治经纬，因而流露出与老右中的乐天派不同的音韵。这一生活细节，我之所以记忆如此清晰，实因王贵峰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；他又是我们中间惟一与美国鬼子在战场上肉搏过的人，对此“独此一家别无分号”的人物——他的铺位又与我相连，自然而然地就将他铭刻于心了（在80年代后期，我曾接到他寄自东北一个厂矿的来信，他的右派问题得到平反后，仍担任该部门的保卫工作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