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部下篇(4)-夜宿“北砖窑”的停尸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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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庆节后的第一个公休,我请假去看我的妻子张沪。在我离开茶淀这几年中,张沪曾获准过一次回北京探亲的机会,也曾顺便到团河去看过我们的劳改环境。她看了以后,曾愤愤不平地对我说:“为什么单把我们女右派,扔在那块地方?”言外之意,她觉得我们的所在地,比她们的生活条件强多了。她请假回家的时候,正是“文革”前夜,忽然有一天,派出所民警把她找走了,再也没有回来。我找到派出所去询问,才知道是场里找她回去,理由不详。

我从北京给她写过信,询及这一情况。她在回信中没有回答。我想她们女号每一封信都要检查,她可能苦于在信中无法说明。作为一个革命家庭出身。昔日的上海地下党员,她不仅没有摘掉帽子,连解除劳教这一关也没过,这已使人十分费解;此时又出了这么一个问题,当然在我心中如同火上浇油。为此,我到“582”不久,就曾向队长请假去看望她,但一直没获批准。是国庆节的恩典?还是翟队长一时高兴?我到现在也没找到个中缘由——反正那天他批准我去探望她了。临行前,翟对我说的话使我终生难忘:“休假两天,明天你必须返回中队。你要不遵守纪律,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铁拳,对你们这一对儿反革命右派,是不会手软的。”

我刚刚要走,他忽然对我说道:“你下午再走吧,上午先好好学习毛主席语录。”

我简直无以对答,因为学“语录”是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,让我去看望她,已经是他的恩典了。我怕万一说多了,他改口说不让我去了,只好听命。

好在生活中几乎没有让人快乐的事儿,在失意中生活惯了,“虱子多了不咬,账多了不愁”,否则我该怎么办呢?跟“罗锅”队长争辩我已然摘了右帽,不属于反革命的范畴,那不是自找没趣吗?说我和妻子有许多话要说,按着革命的人道主义,也应多给我一点时间,他能听懂这些话吗?一个连高尔基是谁都不知道的人,你与他还有什么道理可讲?!

记得,那是个秋高气爽的下午,蓝天上南飞的雁阵,排成人字形从我头上飞鸣而过。我不时抬头遥望苍穹,感到那个“人”字的可亲。可是我是个人吗,虽然我有着人的躯体,人的思维,人的感知;但是我早已经是倒着写的“人”了,不要说别的,仅以“罗锅”队长那段训话,我就不属于万物之灵的人了。我不是人,我是个什么——我是个什么——空寂的田野上,没有任何生灵能回答我。

张沪原来的改造地点,紧挨着总场的葡萄园,我不知道女队的新址北砖窑在什么地方。直到我走到总场附近,才从一个“二劳改”的嘴里得知,它在农场的最东北角,那儿是东区埋死人的地方。听他一说,又增加了我的怏怏不快之情,我已经走了近20里路了,目标还在北方——那儿是乱坟岗子。好不容易走到终点,天色已近黄昏,女值班员向她们队部禀报了我来探视,不一会儿走出来一个身材瘦瘦的男劳改干部。他领我走进一问铁丝网里的房子,开门见山地对我说:“我是女队的指导员,姓杨。你是张沪的什么人?”

我答:“我是她的丈夫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

我自报了姓名。

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好一阵子,大概确认了我不是冒充张沪丈夫的人,才让我坐在一条木凳上。接着我的神经便一阵紧似一阵,这位干部告诉我,她在这里改造得不好,一股知识分子的傲气,始终没有去掉。这儿是什么地方,是让反动知识分子脱胎换骨的地方。是龙你也得卷起来,是虎你也得趴下……

我的心顿时乱成一团。因为前两次来——尽管那时我还没有解禁,她们的女队长从来没有对我说过类似的话。他态度严峻,对我说话时两只眼睛,闪烁出咄咄逼人的光芒。我拼命镇静着自己狂跳的心,大着胆子问道:

“指导员,她有什么具体的反改造的事情吗?”

“她跟女队中的一个反革命关系密切。至于更具体的东西,你无需知道。”

我问了等于白问。

他说了等于没说。

说这些话时,屋子里的电灯已然亮了起来。看见灯光,我的心反而安定下来,反正过一会儿,张沪一到我什么情况都会弄清楚的。但是我想错了,那位杨指导员与我谈了谈要我对张沪进行帮助之类的话,便对我毫不含糊他说道:“这次你们不能见面,她正在反省号里反省。你么,天黑了,今天也就不用回你们‘582’了,明天一早你再走吧。”言罢,他竟自走了。我追出去两步,见他正与女值班员交代着什么事情——然后,那女值班员走了过来,把我带到一排碎砖头垒起的房子里,告诉我今夜就住在这里。

我看了看,那是一面土炕,已然散了骨架的炕席上,有几床被子摊开着。从色泽上看,至少有几年没有拆洗过了。

“指导员说让你等一下,我去给你到女号食堂打晚饭。”

我说不必了,我可以赶回我们分场去。

她说:“那可不行,指导员让你住在这儿的。你走了,我担不起责任。”

我知道她也是一个“二劳改”,我当真拔起腿来就走,她就要去重新请示;再加上我也确实感到累了,在这儿过一夜就过一夜吧,这是命运的安排。

她要给我去打晚饭,我请她留步,并恳求她说:“有一件事,还得麻烦你一下,这儿有两包点心,是我们同组的人去汉沽时买来的,你能不能转给张沪?”

这位积极分子对我板起了脸:“刚才你为什么不直接交给队长?你不是不知道这里的纪律,一个反省号是不能接受家属任何东西的!”

我面红耳赤地站在她的面前,尴尬之后,我告诉她不要为我打晚饭了,带给张沪的东西就够我吃的了。但是她还是不折不扣地执行指导员的指示——给我端来一碗粥和两个窝窝头。我浑浑噩噩地坐在炕沿上,如同木偶一般、呆坐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先是后悔不该来跑这趟冤枉路,继而为张沪的命运忧虑起来。进了劳改队,我被生活这把雕刻刀,已雕刻成了非我;而张沪则像是一块水晶石,任时代塑来塑去,似乎没有多大的变化。我在对她崇敬之中常常感到悲凉,因为这是要付出代价的——她已然自杀过一次的病弱身体,经受得住这么折腾吗?

粥早就凉了。我打开点心包,一边喝着冷粥,一边掰食着硬得如同石头一样的点心。从墙洞中钻出来的几只红眼耗子,抢食着落在地上的点心渣子——后来我索性把吃不下的窝窝头,掰开揉碎让那几只饥鼠吃个够。待我感到心力交瘁,囫囵个儿躺在土炕上时,才发现有一股冷风吹了进来。仰头看看,原来后墙墙角,有一个大大的圆洞。根据我劳改多年的经验,这洞并非自然塌落,而是用镐头特意刨出来的。在房子里刨一个洞干什么,我想来想去,判断出这是一间停尸房——我身上的被子,是死亡号留下来的。想到这里我一跃而起,走出房间溜到房后,借着月光:朝四周看了看,房后是一片枯草,但是在紧贴着圆洞的地方,被车轮压成一道道车沟。我不是福尔摩斯,但是根据劳改生活的启示,我揣摸出那个圆洞,是为了从房里向房后顺死人的——生者把死者顺着墙洞推出来,往大车上一扔,就奔往北砖窑的坟场了(后来,我从张沪嘴里确知,一切都与我的推断一模一样)。

我一夜无眠,第二天早上打道回府。

我满怀希望而去。

又塞满惆怅而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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